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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題: 國境、國家和中國──也說“中國境域” [打印本頁]

作者: whalala    時間: 2007-11-27 09:27 PM     標題: 國境、國家和中國──也說“中國境域”

  最近﹐我受邀參加一個小型論壇﹐討論什麼是“中國境域”﹐主辦方給我發的電子郵
件中﹐用“國境在那裡﹐中國在這裡”這樣兩句很有意思的話﹐來暗示這個論壇討論的主
題是“國境”和“中國”﹐我很快理解為﹐這暗示了“國境(政治領土的范圍)”和“中國
(文化認同的空間)”的差異﹐這讓我很感興趣﹐因為我曾經撰文討論過這個話題。所以﹐
當我看到郵件的時候﹐一方面想起了杜甫的那句詩“國破山河在”﹐和明末士大夫說的“
非亡國﹐乃亡天下”﹐覺得“山河”、“國”和“天下”﹐似乎在傳統中國的觀念世界裡
﹐有些不一樣。一方面想起了近代以來一直到現在﹐中國和周邊世界關於國界、疆域、歷
史的爭論﹐在這些爭論中間﹐也涉及到了“國境”、“國家”和“中國”﹐也就是歷史疆
域、政治版圖和文化空間的種種問題。於是﹐就有了下面的一些感想﹕
  1 國境的話題﹕不止是釣魚島、南沙群島、麥克馬洪線
  關於國境和國家﹐是一個絕大的話題﹐它涉及到的絕不僅僅是現在存在領土爭端的那
些地方。比如中國和日本之間有爭議的釣魚島﹐中國和越南、印尼之間有爭議的南沙群島
﹐以及中國和印度之間有爭議的麥克馬洪線等等。
  不妨從近年來的韓國歷史教科書說起。這些年來﹐歷史教科書常常成為關注的話題﹐
是因為培養和鑄造年輕國民的歷史觀念和文化認同的歷史教材﹐由於不可避免地要涉及文
化和民族起源、宗教信仰和文化主流、歷史疆域和民族空間等等問題﹐在各種教材中最容
易引起認同、激動和沖突。而韓國的中學歷史教科書中﹐出現了一些讓人瞠目結舌的說法
﹐一方面表明在思想領域中﹐韓國國內激烈的民族主義情緒﹐一方面說明在知識世界中﹐
韓國歷史認知和中國歷史認知之間的沖突。比如﹐朝鮮比中國歷史悠久﹐檀君的故事和傳
說﹐高句麗在唐宋時代的版圖的誇張說法等等。其實﹐人們早已經注意到﹐自從東北工程
和高句麗申遺以來的種種爭論。這表明國境、國家的問題﹐在看上去疆域已經劃定的現代
﹐仍然有很多歷史陰影在糾纏﹐這使得現代存在於歷史中﹐歷史存在於現代中。
  比韓國要早得多﹐日本對於“中國”疆域合法性的質疑從明治年間就開始了﹐那個時
代﹐追隨西方民族與國家觀念﹐隨著日本“軍國主義”潮流和“亞洲主義”意識的崛起﹐
日本一部分東洋學研究者﹐一方面是對於中國“四裔”如朝鮮、蒙古、滿洲、西藏、新疆
有格外的關注﹐而不再把中國各王朝看成是籠罩邊疆和異族的同一體﹐一方面是把這一原
本隻是學術研究的取向﹐逐漸變成一種瓦解中國現代國家合法性的觀念﹐這在二戰前後的
日本歷史學界形成熱門話題。比如1923年﹐矢野仁一出版了他的《近代支那論》﹐開頭就
有《支那無國境論》和《支那非國論》兩篇文章﹐矢野認為﹐中國不能稱為所謂民族國家
﹐滿、蒙、藏等原來就非中國領土。1943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關鍵時刻﹐他更在廣島
大學的系列報告中提出了超越中國﹐以亞洲為單位的歷史敘述理論﹐此年以《大東亞史□
構想》為題出版。恐怕﹐這種想法至今還有很多痕跡依然留存。
  關於國家疆域的現實問題﹐不僅會以“歷史”的形式反復出現﹐而且會在“當下”的
不同時段反復浮現。這些問題不僅在東北亞出現﹐而且弄不好還會出現在四面八方﹐比如
東突問題、西藏問題、蒙古問題﹐當然還有台灣的問題﹐顯然﹐原本在現實政治意義上具
有合法性的“國境”﹐在面臨種種質疑﹐而在歷史上和文化上本來天經地義的“中國”也
在面臨種種挑戰。正如過去我在題為《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的論文中說的﹐這挑戰
還不僅僅來自現實國與國之間的領土爭端﹐甚至還來自種種歷史的理論和方法的﹐比如來
自東亞史或區域史、征服王朝史、同心圓理論、後現代歷史學等等。這個問題需要鄭重討
論。

  2 國境、國家、近代民族國家──中國的特殊性或者是普遍性
  要討論這個話題﹐先得從所謂“民族國家”究竟何時形成說起。因為﹐所謂合法政治
領土的“國境”概念﹐據說和近代民族國家的形成有關﹐而傳統帝國是無所謂疆域的合法
性的﹐而一般理論界的說法﹐民族國家的形成是從歐洲近代開始的。在目前所看到的關於
“民族國家”的種種論述中﹐基本上是以近代歐洲為背景的。所以﹐在霍布斯邦(Eric 
Hobsbawm)的《民族與民族主義》(Nations and Nationalism since1780)一開頭羅列
的“可以作為學子初入門的參考”的書單﹐除了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體》之外﹐基本上
都是討論歐洲歷史的。可是﹐這種關於民族國家的討論是否能夠適用於東方世界尤其是中
國呢﹖
  我一直覺得﹐中國歷史不必按照歐洲歷史來截長續短。中國式的近代民族國家﹐大概
從宋代就開始形成﹐這恐怕比歐洲時間還早。當年﹐Morris Rossabi編了一部討論宋代
中國國際關系的論文集﹐名Chinaamong Equals﹐意思是從那個時代開始“中國棋逢對手
”(也有人譯為“勢均力敵國家中的中國”)﹐正如它的副題The Middle Kingdom and
  Its Neighbors﹐10th-14th Centuries顯示的那樣﹐10世紀到14世紀﹐中國和鄰居
的關系發生了重大變化﹐到了宋代﹐中國不像以前的唐帝國那樣籠罩天下﹐北方的遼和西
北的夏﹐後來的女真與更後來的蒙古﹐逐漸使它成為“諸國”中的“一國”。盡管宋太祖
說﹐“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但是在宋真宗以後的宋、遼間外交文書﹐已經常用“
南北朝”、“大宋皇帝謹致書於大契丹皇帝闕下”的說法﹐所以﹐陶晉生指出宋人有“多
元國際系統”﹐“宋人對於國界的重視﹐足以推翻若幹近人認為傳統中國與外夷之間不存
在‘清楚的法律和權力的界限’的看法”。
  這使得中國第一次有了明確的“國境”﹐也有了國與國對等外交的意識﹐在宋史中我
們看到﹐“勘界”即邊界的劃分﹐“互市”即邊界開設的等價貿易﹐“聘禮”即對等國家
使節的禮儀等等﹐都開始告訴人們“對等國家”的存在﹐這在唐以前的中國是幾乎沒有的
。這一民族和國家邊界意識的形成﹐直接後果是使得中國主要是漢族士人不得不嚴肅地面
對“他國”與“異國”﹐嚴肅面對的結果是三個﹕第一個結果是﹐他們開始對“出入(國)
境”加以限制﹐除了勘定邊界之外﹐他們還要限制“外國人”的居住區域﹐要限制“中國
人”的外出范圍﹐涉及技術性的書籍和通曉這類知識的士人﹐不能出境到異族區域﹐以免
知識和技術的外傳﹐這說明知識、人員和國土﹐已經與現代民族國家一樣﹐有了嚴格的邊
界。第二個結果是﹐國家的完整性和正當性成了不容置疑的“國是”﹐如果說唐代人還可
以對“敵國”表示好感﹐對那些對外戰爭表示反感﹐那麼到了宋代﹐“愛國”在政治、社
會甚至文學領域中都有了絕對的正當性。第三個結果是﹐對於外來的宗教、習俗和其他文
明﹐漢族士人有了一種基於民族立場的警惕﹐他們不再像唐人那樣歡天喜地地擁抱這些新
鮮東西﹐而是懷著戒懼的心情﹐對外來的宗教信仰、風俗習慣采取了相當嚴厲的態度(如
佛教、火葬、胡服)。這與宋代始終處在異族威脅下有關﹐對於異文明的抵制普遍地表現
在對固有文明的闡揚﹐北宋歷史學上的“正統論”、儒學中的“攘夷論”、理學中特別凸
顯的“道統”說﹐都在從各種角度重新建構著漢族文明的邊界﹐拒斥著異文明的入侵和滲
透。
  因此我們說﹐從文化的意義上說﹐近代民族國家疆域和近代民族國家意識的興起﹐在
中國反而比歐洲早﹐所以﹐日本學者內籐湖南和宮崎市定說﹐宋代是中國的“近世”。通
常人們常常覺得﹐歐洲的“近代”﹐也包括“近代民族國家”要比中國更早形成。也許﹐
歐洲的民族國家確實是近代的事情﹐然而﹐中國的民族國家﹐在很多方面和歐洲不同﹐歐
洲近代民族國家的要素﹐在中國也找不到﹐但是﹐為什麼歐洲才是“普遍”的而中國就是
“特殊”的呢﹖也許﹐中國這種民族國家形成史﹐也是同樣合理而自然的一個生成過程。
中國這個“國家”﹐其實早已形成輪廓。
  3 什麼是近代的“民族國家”﹖歐洲的理論與中國的現實
  綜合各種現代的理論﹐一般認為﹐與傳統帝國不同﹐近代民族國家的要素是﹕一、有
明確的國境存在﹔二、有國家主權意識﹔三、是國民概念的形成與整合國民的意識形態支
配﹐即以國家為空間單位的民族主義﹔四、是控制政治、經濟、文化空間的國家機構和政
治制度﹔五、由各國構成的國際關系。
  但這是以歐洲尤其是近代歐洲的歷史為思考背景的定義﹐並不一定適用於東方諸國特
別是中國。和歐洲不同﹐中國的政治疆域和文化空間是從中心向邊緣彌漫開來的﹐即使不
說三代﹐從秦漢時代起﹐語言、倫理、風俗和政治就開始把民族在這個空間中逐漸固定下
來﹐這與歐洲認為“民族原本就是人類歷史上晚近的新現象”不同﹐因此﹐把傳統帝國與
現代國家區分為兩個時代的理論﹐並不符合中國的國家意識觀念和國家生成歷史。在中國
﹐並非從傳統帝國到民族國家﹐而是在無邊“帝國”的意識中﹐有著有限“國家”的觀念
﹐在有限的“國家”認知中﹐保存了無邊“帝國”的想象﹐近代民族國家恰恰從傳統中央
帝國中蛻變出來﹐傳統中央帝國意識依然殘存於近代民族國家﹐這是一個糾纏共生的歷史

  也許﹐很多人會想到古代中國的“天下觀念”與“朝貢體制”﹐覺得古代中國以朝貢
體制想象世界﹐並不曾清楚地意識到“國家”的邊界。但是﹐現在的研究表明﹐古代中國
在很早就形成了以漢族文明為主流﹐漢族生活區域為中心﹐隻是通過朝貢、羈縻、冊封、
征服等等形式﹐維系周邊異族和區域﹐構成“中心清晰、周邊移動”的民族國家﹐仔細考
察可以知道﹐這種觀念中的“天下”﹐常常隻是一種想象﹐並不一定是實際處理“中國”
的國家與國際問題的制度或準則。這當然是一個相當復雜的歷史問題﹐如果簡單地說﹐大
體上可以注意三點﹕(一)中國以漢族為中心的族群與國家﹐在地域空間上是重疊的﹐這使
得民族和國家的“邊界”很容易清晰地固定下來。前面說到﹐從宋代起﹐在遼夏金元壓迫
下的勘界行為、海外貿易確立的各種制度﹐和清晰的知識與財富的界限﹐加上和、戰之間
的外交談判﹐已經使宋代中國就有了國境存在和國家主權的意識。(二)由於同一性倫理的
逐漸確立﹐宋代以來建立的歷史傳統、觀念形態和文化認同﹐已經很清楚地形成了漢族中
國自我確認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所謂“華夷”之辯、所謂“正統”之爭、所謂“遺民”
意識﹐在宋代以後的形成﹐本身就是這種國家意識的產物。(三)從宋到清﹐中國在東方世
界的國際關系已經形成﹐尤其是自明清以後﹐明清王朝、朝鮮、日本等國家之間的互相交
涉﹐已經形成了這樣一個“國際”﹐隻是這個“國際”原本的秩序﹐在後來另一套新的世
界秩序沖擊下逐漸崩潰﹐終於被取代和遺忘而已。

  4 歷史、文化和政治﹕三種認識國境、國家與中國的維度
  因此﹐關於“國境”、“國家”與“中國”﹐我以為﹐有三點特別值得重視──
  首先﹐在歷史意義上來看“國境”、“國家”與“中國”﹐首先要明確﹐現在談論歷
史上的某某“國家”往往等於是在說某某“王朝”﹐因此“國境”就是當時的“疆域”﹐
因此完全可以坦然承認﹐歷史上的“國境”是移動的﹐古代“中國”是中心清晰邊緣移動
的王朝﹐由於各個王朝分分合合是常有的事情﹐因此歷代中央政府所控制的疆域即空間邊
界是常常變化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看譚其驤主編《中國歷史地圖集》中反映的各個
時代的中國。因此﹐一方面﹐不必以現代中國的政治邊境來反觀歷史中國﹐否則﹐我們難
道要恢復漢唐時代的龐大疆域﹐甚至是蒙元時代無遠弗屆的廣大領土﹖抑或回到長城之內
甚至固守南宋的半壁江山﹖如果有這種對於歷史的豁達看法﹐那麼﹐高句麗不必是“唐王
朝管轄下的地方政權”﹐吐蕃也不必在當時“中國(大唐帝國)版圖”﹐現在的東北、西藏
當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控制范圍內﹐但是﹐歷史上它們卻並不一定是漢唐宋中國的領
土﹔另一方面﹐也不必簡單地以歷史中國來看待現代中國﹐不必覺得歷史上安南曾經內附
、蒙古曾經由清帝國管轄、琉球曾經進貢﹐就覺得現在無法容忍和理解現代越南的獨立、
外蒙古與內蒙古的分離﹐和琉球最後歸於日本﹐同理﹐韓國人也不必因為原來曾經屬於高
句麗的東北部分地區﹐現在已經歸入中國版圖﹐成了中國合法邊境內的地區﹐而覺得傷害
了朝鮮的民族感情。
  其次﹐在文化意義上來看“國境”與“中國”﹐應當承認﹐中國是一個相當穩定的“
文化共同體”﹐它作為“中國”這個“國家”的基礎﹐尤其在漢族中國的中心區域﹐是相
對清晰和穩定的﹐經過“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的文明推進之後的中國﹐具有文化上
的認同﹐也具有相對清晰的同一性﹐過分強調“從民族國家(中國)拯救歷史”是不合理的
﹐歷史上的文明推進和政治管理﹐使得這一以漢族文化為中心的文明空間和觀念世界﹐逐
漸從中心到邊緣﹐從城市到鄉村﹐從上層到下層擴展﹐至少從宋代起﹐已經漸漸形成了一
個“共同體”﹐這個共同體是“實際的”﹐而不是“想象的”﹐所謂“想象的共同體”這
種新理論的有效性﹐似乎在這裡至少要打折扣。當然這種“文化”有時是超越國境的﹐它
隨著這一文化共同體中人群的流動和遷徙﹐形成超越國家、卻享有共同文化、彼此可以認
同的文化群體。
  再次﹐必須明確的是﹐從政治意義上來看“中國”﹐現在的“國境”是應當尊重的對
政治領土的規定﹐它標志著一個合法政府的控制范圍﹐在這個政府的合法性沒有受到質疑
的情況下﹐它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任何對它的蔑視都會受到回擊。
  最後需要指出﹐“國家”概念常常是被混淆的。有時人們口中的“中國”常常隻是等
同於一個“王朝”﹐或者常常隻是某一“政府”。政府即政權是否可以等於“國家”﹐國
家是否可以直接等同於“祖國”﹖這是一些仍然需要明確的概念﹐一些政治認同常常會影
響到人們的文化認同﹐甚至消泯人們的歷史認同﹐這是很麻煩的事情。過去﹐“朕即國家
”的觀念曾經受到嚴厲的批判﹐人們也不再認為皇帝可以代表國家了﹐可是至今人們還不
自覺地把政府當成了國家﹐把歷史形成的國家當成了天經地義的祖國﹐很多誤會、敵意、
偏見﹐就恰恰都來自這些並不明確的概念混淆。
作者: chaosc2    時間: 2007-11-27 11:31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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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syt88188    時間: 2013-5-7 11:16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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